我们社会一直在提倡发扬创造精神，但我们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压抑创造精神的现象。我们长期以来比较重视自然科学，相对来说对人文、社会科学的重视不够，也就是重理轻文。然而，创造力是一种人文精神。如果不能培植起一种有创造力的人文精神，那么，发扬创造精神，就只能是一种空谈。但是，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具有创造力？那当然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。人文、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 以我国篮球明星姚明到美国ＮＢＡ打篮球为例。他的集体主义精神，在个人主义的美国深受欢迎，所谓他的无私是天生的，其实代表了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。他在休斯顿火箭队中，与个人主义的弗朗西斯形成强烈的对比。那么，是集体主义改造个人主义，还是个人主义改造集体主义？当然，我们不是说姚明可以去改造美国的个人主义，而是说，在火箭队这个小集体中，两种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磨合。姚明的“无私”精神受到欢迎的同时，他的“绅士”风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在接受改造，实际上，就是更加充分地发挥个人的能量，展示个人的价值，是在倡导集体主义的精神下弘扬个性，而不是在集体主义下压抑个性。
　　 在这小小的篮球圈里，反映的是当代最尖端的人文课题。个人主义也好，集体主义也好，都不是完美的。中国作为一个变革中的国家，人文精神的铸造问题相对较多一些，也是正常的现象。集体主义精神，并不是已经在所有的领域取得了可喜的结果。我们有乒乓球和女排的模范精神，也有男足的欠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“集体主义教育”也没有能够消除自私自利现象的存在。文革中“斗私批修”，完全漠视个人利益、压抑个性的结果，不是集体主义的发扬光大，而是自私自利（不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）现象的扩张。中国文化向来以社会为本位，有一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贤，但并没有能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发展，而解放前的中国，更被视为自私自利的、一盘散沙的社会。这其中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伦理冲突？在一向以集体原则为思想、行为主导的中国社会，对于个人主义的认识始终有非正面的倾向。即使在解放前的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中，也只是接受政治上的“自由主义”，而没有接受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“个人主义”（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也主张社会主义）。黄炎培等一批在民营企业家中活动的政治领袖，也不赞成个人主义。１９３６年底浦东同乡会新建大厦落成，黄炎培特意题写了《浦东人自勉语》：“我浦东人要放弃私见和私利，大家团结起来，为大众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为全人类服务。”（日记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１日）黄炎培认为在公私之辨的伦理问题上，中国先哲的分析“不能不说是特别精确”；而被删除的日记原文更直说为“不能不说是胜过西方处”（日记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）。他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。一位美国教授（非华裔）告诉我，他读富兰克林自传（富兰克林是美国精神的典范），觉得他为人很小气，而读宋教仁日记，觉得他为人非常慷慨。当代中国年青人也正在接受概念较新的伦理观，但他们能把个人主义和传统的自私自利区别开来吗？中国社会在这种文化的冲撞和磨合中，能否铸造出更具有创造性的新的文化精神？
　　 一定时代的人文精神，当然要有时代的物质基础，但人的行为都是由精神来主导的，没有精神的唯物主义是不存在的。那么在未来的高科技时代，人文的走向将是什么？互联网的扩张，克隆技术的成熟，基因工程的发展，宇宙探索的惊人成就，都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，甚至改变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把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，但难道不应该未雨绸缪，对于西方走过的现代化弯路，化大力气早作准备吗？
　　 我们经常听到道德堕落的议论，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，似乎与世长存。一方面是色情的泛滥，记者们在辛辛苦苦追踪、揭露脱衣舞的违法表演，一方面性学专家在反对性压抑，希望对性开放的现象表示宽容。一方面在提倡合法婚姻，一方面社会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力度有限。破坏合法婚姻的包二奶现象，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鉴于目前的法律和社会状况，大量的老年婚姻选择了非法同居。我们到底要鼓励什么？为了种族的繁衍和社会的稳定，性并不是纯粹的天赋人身权利，可以绝对地自由运用。从狮群和猴群的争偶现象中可以看出，自然赋予他们的是生存的权利，保持种群优选繁衍的性关系，尽管非常残酷，却是生存的必要。艾滋病的蔓延，就改变了西方对性自由的理解。人类理性的性压抑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，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社会对性的控制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随意摒弃，尽管有悲剧存在，那样的代价，在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。自由恋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赋予个人的权利。问题在于尺度，这种尺度的调节，乃是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在思考的问题，既是社会的问题，也是自然的问题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。我们社会学的发展，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吗？
　　 中国向来是以德治为主的国家，现在法治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。在有一年的某大学辩论会上，德治优先的观点在学生中仍然占了上风。如何调节德治和法治的关系，是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。而且，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下，主流道德观如何定位，也是个难题。一纸文明公约，很难从根本上完全解决社会道德问题。我在考察某地时，亲见一位淳朴本份的村民，愤怒地撕毁了由当地村委制定的刚刚发到手的文明公约。因为这位村民认为文明公约竞不能约束制定和散发文明公约的人。由此可见，主流道德观需要在文化冲撞中发展和形成，而很难用法律文件的方式来制定。解放５０多年来，社会风尚发生了许多变化，很难用好坏去作简单的评论。我们现在的研究是否能跟上社会的变迁？现代社会需要人文、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对这个流程，应有理性的研判，而不是停留在教条上。
　　 在现代化过程中，城市的文脉如何保护？物质形态如何体现出人文精神？北京的故都风貌和传统文化如何延续？上海万国建筑的文化内涵如何展示？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卢作孚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曾经感慨地说：“在一个人没有新的训练以前，就有新思想也是不中用的。”我们知道要保护历史遗产，到真正保护好历史遗产，其间有很大的距离。北京建筑上的瓜皮帽，至今传为笑谈。我最近去什刹海转了一圈，曾经受到肯定的文化氛围里，现在竟然是酒吧和咖啡馆林立，甚至在一所古庙遗址里，也有一家酒吧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脉传承？我到巴黎参观，很平常的街区，保存有百年以上传统的咖啡馆，留下了名人和社会变迁的遗迹。这是精英和大众共同生活的地方，它能反映西方的文化的特点。但是，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，中国传统精英和大众共享的茶馆文化到哪里去了？据说在上海的边缘地区还有少数的保留。现在北京的老舍茶馆和当年老舍生活过的茶馆，他们之间的文化定位是不同的。陶然亭呢？文人雅聚的地方，是否还有凭吊的价值都说不清。上海的万国建筑与圆明园万国建筑在文化内涵上根本不同，痛苦的殖民地文化和鼎盛的封建文化，以及文化交流的现代价值观都要通过形象语言表达出来。我们的文化素质历练到位了吗？
　　 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确实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。“国学”教育作为文脉正在扩展。但是，究竟什么样的文脉能够和西方先进的文化结合起来，究竟什么样的文脉，能够适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需要？这个课题自从梁启超在上世纪２０年代提出以来，我们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。这不仅要靠文本的研究，而且要依靠对社会大众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研究。传统文化通常更多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上。例如，中国对儿童的教育，首先是要求谦让，孔融让梨的故事，很有生命力。而美国对儿童教育，首先是让他们学会说“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ｉｎｅ”，保护好自己的权利。由于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，人们的心情很矛盾，不同的价值观也在时时发生冲撞。社会的发展，需要我们化大力气去进行理性的研究，而不是靠恢复小学读经就能继承传统文化的。
　　 我们已经在倡导以人为本，发展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，但要真正做到是非常困难的问题。不管是目前的体制，还是干部和人民的素质，都还有待完善和提高，而人口和就业的压力，又是非常紧迫的。关于食品质量问题的报道，令人心惊肉跳。而以防火安全为例，仅仅让全国在实际操作中的电工取得真正合格的资格，严格按照规章操作，就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，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。而这一切，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，严格管理的精神，同样是个人文精神问题。这些基础性的问题，还有待艰苦的努力，而现在又提出了非常迫切又非常尖端的生态消费问题。群众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鼓励消费，而又不鼓励高消费，更不鼓励非理性的甚至是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费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在理论上都还没有阐述清楚，更不要说让全体人民都明白，并付之行动。在１３亿人口的中国，没有创造性的人文精神，要解决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。
　　 营造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人文环境，当然是全民的事情，但人文、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对于铸造富有创造力的人文精神，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。这不仅需要物质的支持，还需要人文环境自身的良性循环。包括自然科学、人文、社会科学在内的管理问题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，已有不少的反映。关键是，在这些承担着创造性研究任务的领域，正在日益强化工业化的管理方式，是一种并不适宜的人文环境。体育竞争的方法，也不适用于刺激知识分子的知识创新。如果再把商业竞争的手段，引入创造性领域的人才管理层面，那只能是雪上加霜。在这些创造性研究的领域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环境？无数的经验说明，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，完全是建立在自觉性和主动性上面的。层层设卡的烦琐管理，能刺激起他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吗？确实需要有物质条件，来为创造性研究提供强大的保证，但很难用来刺激创造精神。我们以往的主要问题，在社会的物质分配上，不能保证研究人员进行高效率工作所必须的条件，包括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，尤其是在人文学科方面。可是仅仅创造物质条件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宽松的管理环境。给创造性研究的人才套上烦琐管理的马勒，再加上一条鞭子，还能充分发挥创造力吗？一个人的创造力，在４０岁以前，大体已经成熟。他的训练是否胜任工作，已有的成绩是否表明他有创造力，对工作和社会是否具有责任心，一次严格的考核已经足够。目前的状况，一方面包括博士生在内，缺乏一次严格的考核，形成学位、职称泛滥；另一方面，烦琐的管理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在学术研究进程中设置了过分的人事关卡，压抑了知识分子的主动创造精神，也败坏了学术风气。最近，在大学里竟然出现了学生“炒”老师的现象。学生对老师不应该是一种机械的人身依附关系，他们本应该有主动选择的机会，而师道的尊严，也不应该鼓励学生去“炒”老师。这不是老师和学生本身的问题，而是管理的问题，人文环境的问题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就有养士的传统。为什么要养，而不是天天去考核他的成绩？这岂不是无谓地浪费钱财？这里面的原因要加以认真分析。其实是因为创造性人才和创造性领域，具有不可预测性，因为人才难测，人才难得，所以养士聚才，才成为一种流行的方式。而在当代中国，我常常听到一种声音，把知识分子，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，仅仅看成是消耗社会财富的负担。虽然这种声音已经减弱，但并没有消除。传统文化为什么在现代不能为人理解？养士的方式，“不拘一格”的人才观念，社会当然会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但是，解放了人的精神，创造性能量的释放，对社会的回报，则是不可估量的。